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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邪:芝加哥,城南影事

 
 
 

日志

 
 

遍走长城(片段)  

2007-08-09 05:07: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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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执迷可否拆解古老建筑之神秘?
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
译者:张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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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天气晴好,或我厌倦了面对七百万邻居,我会从北京的闹市区驱车向北而去。一个半小时后,可到三岔,一个宁静的小村。我在那里租了所民房。大路在小村便到了尽头,但有条羊肠小道通往山上。小径有两个岔口,沿布满胡桃和橡树林的陡坡直上,约一英里后消失于中国的长城脚下。

 

       一次我带着帐篷,从小村向上而去,在城墙上向东跋涉了两天,未见一个人影。游客极少涉足此地,城墙高踞山脊之上,遗世独立。城墙由石头、砖及灰浆建成;墙顶有垛口和箭眼,及高耸二十多英尺的空心敌台。最高的一座被当地人称作“东大楼”,楼子附近有一块刻有文字的石碑。类似的石碑曾有很多,但目前在北京地区长城上仅存不到二十座,这便是其中之一。碑上写着: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两千四百名兵士建此段城墙,长五十八丈零五寸(约合六百五十英尺)。碑上的官文冰冷精确,在这被遗忘的角落更显孤寂。


       2005
年十一月,我与两位来自纽约的朋友远足至东大楼。至楼子后,我们向南蜿蜒而下。这段路可谓险情迭起,因为很多处垛墙已然坍塌。就在我小心翼翼下山时,乱石中有件东西吸引了我的视线。此物呈白色——太白,不像是砖;太大,亦不可能是灰浆。我将它挖出来,看见四行整齐的雕刻文字。


       
这是另一座石碑的残片。我只能辨认出部分词句:似乎是“六尺高”,还有什么“两丈”。全以我未学过的文言文写成,且表面已严重损坏,字迹难以辨识。


       
“你觉得它被埋在这里多久了?”一位朋友问。


       
“不知道,”我说。但我知道有个人或许可以告诉我答案。我和朋友们用散砖掩盖住这古物,并记住此地点。一个月后,我与石彬伦(DavidSpindler)一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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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石彬伦身高六呎七,与很多又高又瘦的男人一样含蓄少言。数年来,我偶尔在北京的社交场合遇见他,每次他都是安稳地坐着。他三十九岁,淡棕色短发,容长脸,眼神柔和。他说话时斟词酌句。自2002年起,他成为全职研究长城的独立学者。尽管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也无外来经费,他还是成为最出色的长城研究者之一。


       
一个冰冷的十二月早晨,我与石彬伦出发去找那块大理石石碑。在北京城里,石彬伦行为打扮低调,避免注意力。但在山里,他穿一件红格羊毛猎人衫,一顶松垂的白色Tilley牌遮阳帽,高端专业LaSportiva牌登山鞋,芝加哥的 J.Edwards公司为外线工设计的大鹿皮手套。他看起来如由特殊装备组成的稻草人——部分肢体准备好了要做重体力劳动,另一部分则为了纯粹的消遣。多年经验总结,石彬伦发现这套行头最适合爬荆棘遍布的长城。面罩呢,他从秋裤上剪掉一条裤腿,掏个圆洞, 套在头上。(“这可以保护脖子。”) 他穿L.L.Bean牌有聚氨酯涂层的猎裤,这裤子还被小区裁缝加固过。牛仔布补丁点缀着裤子,如连结了弗里波特市【L.L.Bean总部所在地美国缅因州一城市】和北京的友谊被。


       
我们沿着城墙向东而行。城墙每隔几百码左右就有一座空心敌台。高拱的天花板和箭窗虽已成断壁残垣,仍十分壮观。石彬伦不时指出一些细节:某处的门曾被封过,某个壁龛曾镶嵌过石碑。


       
“敌台和墙不是同时建的,”他说,“先搭的砖楼,当时墙体用的只是毛石。后来他们又改进了墙体。这就是这些楼子看起来有点别扭的原因。”


       
他指出一个细节:一个城墙垛口和一座敌台的箭窗撞了车——这种情况在你用两个不同的施工队时会发生。东大楼附近,一部分墙已完全倒塌。石彬伦认为1615年的工程到这个悬崖边就结束了,他用楼子附近石碑上的数据和实际测量,证明了这点。“这些家伙把下一队建墙人搞惨了,”他说,“他们能怎么办呢?从这儿开始建墙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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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这儿大约不下五十次了,但从未注意过这些建筑上的细节。我以为这就是长城——完整而近乎永恒。对石彬伦而言,这是不同的片段和季节的作品。修墙一般在春天进行,此时天气晴和,而蒙古袭击者还不太活跃。“蒙古人南下全靠膘肥体壮的马,”石彬伦说,“寒冬过后他们没这条件,所以春天不是进攻的好季节。夏天太热了。他们不喜欢酷暑,也不喜欢蚊虫。蒙古人的弓弦是兽皮做的,湿气让弓弦无力——这些都记载在明代文献里。劫掠突袭大多发生在秋季。”


       
我们来到这残破的石碑处,他在寒冷中蹲下来,以手指抚摸这些镌刻的文字。他立刻认出这是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一块石碑的一部分。县文物局在1988年记录了这些碑文,但未记录它在城墙的原始位置,自那时起它就消失了。大约被一些盗卖文物者所毁坏。


       
“它记载了墙的高度,包括垛墙的高度,”他解释,“还有这些官员的名字。幸好在它被毁坏之前有人把它记录下来了。”


     
石彬伦用卷尺测量残片,计算字间行距,迅速估计出了原始尺寸。他缓缓延墙走回,寻找残片曾经的安身之处。他测量了一个用砖砌边的壁龛:完全合适。对于这小段城墙,他现在知道了关于十七世纪一十年代两次修墙的大致情形。离开前,我们将这个残片放回原处。


       
我们在那儿时,一位当地人从南面走上来。他在猎野物;肩上松松地挎着铁丝圈。面对这位戴松软帽子和鹿皮大手套的六呎七的外国巨人,他泰然自若。他问我们有无多余的水,石彬伦给了他一瓶。次年,我与石彬伦一同走过几个村子,每次当地人都几乎不能区分我们两人。石彬伦的一位朋友、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TheUniversity of New SouthWales)教中国历史的费嘉炯(AndrewField)曾告诉我,一个高得不同寻常的人在中国可能比在美国更自在。“在中国,的确,他是个怪物,”费嘉炯说,“但我们老外不都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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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帝的统治者。政权巩固后,他下令修建了三千英里横穿广袤北方的长城。这个词可被翻译成“longwall”或“longwalls”——中文名词不分单复数——这些屏障由夯土构成。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历代都面临着秦朝面对的同样难题:北方大片开阔的平原使他们不堪被聚居此处的游牧民族如蒙古和突厥部落侵扰。游牧民族的威胁在某些时期更为紧张,中国的历朝历代以不同策略应对。自公元618907年统治中国的唐朝,基本上没修城墙,因为皇家有部分突厥血统并长于应付中亚冲突和外交。即使有些朝代修建城墙,他们也未必都称它为“长城”;对这些城墙的称呼多达十几个。


       
明朝通常称他们的城墙为“边墙”——本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城墙修建者。明政权始于1368年,忽必烈建立的短命的元朝覆灭之后。明朝廷在北京附近区域修建砖石结构的大型防御工事——这些标志性建筑(部分被重建和修复)在游客的照片中无限蜿蜒逶迤。明朝是唯一以如此耐久的材料大兴土木修建城墙的朝代,明城墙的很多部分绵延数里。但“边墙”彼此连接成网而非一个简单的结构,一些区域的防御工事有四线贯通。


       1644
年,国内起义风起云涌,直至皇城,明朝皇帝自尽。绝望之下,一个驻守东北的将领将一个重要“边墙”关口向满族人敞开,指望他们可以挽回皇家败局。满族人却建立了自己的朝廷——清朝,持续到1912年。这些城墙对于清朝失去意义,很快被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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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西方探险家和传道士涌进中国,他们游览明长城遗址并将之与秦始皇万里长城的故事混为一谈。这些外国人认为北京周遭那些砖造防御工事是那条在广大北方屹立了两千年的连续防线的一部分。1793年,一位英国人约翰·巴罗(JohnBarrow)爵士见到北京附近的一段长城,按其尺寸推断,全部城墙所用的石头足以绕赤道建两座略小一点的墙。(鲜有西方人涉足中国的西部,那里的多数城墙由夯土所造。)那时,外国人通常称它为“汉墙”(theChineseWall),但到十九世纪末,夸大之词日积月累,最后成为“theGreat Wall of China”(直译“中国的伟大的墙”)。19232月,一篇《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中文章如此写道,“依天文学家所言,在月球上肉眼可见的唯一一件人类作品是中国的长城。”(在1923年时从月球上并不能看见它,今日依然。)


       
最终,这些误解传到中国。在外国强权威胁下,中国领导人如孙中山和毛泽东意识到一个统一的防御工事的宣传价值。“长城”成为“theGreatWall”的对等物,一个涵盖所有北方防御工事的名词,不分地区和朝代。它本质上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建构——一座千年城墙。


       
今日,长城的概念如此宽泛,无法正式界定。我在北京遇见学者或主张保护城墙的人,便问他们“长城”该如何被界定,我从未听到过重样的回答。有的说如想确定一段城墙是长城的一部分,它必须至少一百公里长;有的则认为任何一段边防工事都可被视为长城的一部分;还有的强调它一定要被汉人所建;而有的将非汉人所建的也归入长城。无人能给出长城相对精确的长度,因为从未有过系统性的测量和调查。去年,《中国日报》(ChinaDaily)的不同文章分别描述长城为三千九百英里、四千五百英里和三千一百英里长。


       
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专门研究长城的学者。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专注于政治体系研究,而考古学家则致力于挖掘古墓。长城在传统学术领域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对于某个独立的专题——如,明长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凤毛麟角。这些防御工事疏于保护,过去很多建在低处的城墙被拆掉去当建筑材料,尤其在文革时期。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林蔚(ArthurWaldron)的哈佛大学博士生对汉人和游牧部落的关系产生兴趣。“我去图书馆,以为能找到一本包括长城所有方面知识的中文或日文的大厚书,”他最近告诉我,“可是没有。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我开始编纂一个参考书目,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没给我们目前对长城的印象添加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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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林蔚出版了《中国的长城:从历史到迷思》(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Myth)。林蔚没有做什么实地考察,而是利用了很多明代文献。在书中他描述了明朝筑墙的几个要点。他也提及现代人对长城的很多误解,包括“它是单一建筑物”的说法。这是本有突破意义的书,应该已为进一步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自那之后除了一个考察队写了一本描述明长城东部的中文书(《司马台古长城》)之外,并未出现其他在考古和历史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另一本书于去年出版,《长城:中国对抗世界,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0年》(The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 – A.D.2000),作者茱莉亚·洛弗尔(JuliaLovell),一位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基本上关注于城墙作为中国人世界观的象征意义。她将古代长城与当今政府的网络防火墙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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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林是中国最著名的长城专家之一。他不是学者,而是位退休的摄影记者。退休之前,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专门给新华社拍摄长城的照片。在闲余时间,他研究历史,并已出版八本集图片和研究成果于一身的书。“长城触及太多学科——政治,军事,建筑,考古,历史,”他告诉我,“分门别类地说,太小。如果综合研究呢,又太大。关于长城的资料散落在各种古籍里,没有汇总在一本书里。也没人资助你做这个研究!你靠什么吃饭?一个人怎么能花十年时间读所有这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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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石彬伦第一次爬长城是在1994年,那时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唯一的美国籍研究生。他素来好运动——在达特茅斯(Dartmouth)读书时,他就参加过大学赛艇队和越野滑雪队。他视远足为逃避城市生活的完美调剂。在北京大学,他的硕士论文以中文写成,论述的是董仲舒——一位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期的哲学家。获得学位后,石彬伦决定不去学术界。他读研究生之前曾在CNN驻京办事处作助理,后来又成为特纳广播公司(TurnerBroadcasting)的中国市场分析师。但新闻界和商界似乎都不是他兴趣所在,多年来唯一未变的兴趣是远足长城。


       1997
年,他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那是真正的回归故里——他本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长大。虽身在家乡,他的心却在北京。他设法分神儿(“我劈了很多柴,”他告诉我。)在第一个假期他就回中国爬长城去了。那时,他已有利用业余时间写本关于明长城的书的想法,并开始阅读历史典籍。毕业后,他在麦肯锡(McKinsey&Company)公司北京分部做咨询工作;每逢周末闲暇,他不是远足长城便是研读明代文献。在麦肯锡工作一年多以后,他离开咨询行业,把全部时间用来做研究。他的目标是走遍北京地区的每段长城,读遍写于明代的与此建构相关的每个词句。


       
石彬伦还清了读法学院的贷款,还剩六万美元的积蓄。他计划用一两年时间完成实地考察工作。他踏足一段段的城墙,做笔记,列表记录细节。他常望见远方还有更多城墙,他把它们的位置记下来,以便下次再来考察。这名单随每次考察而加长。1985年的一次中国卫星调查认为北京地区有三百九十英里的长城,但石彬伦发现的要比这一数字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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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常光顾中国国家图书馆,读《明实录》(Ming VeritableRecords,一部明代逐日历史的翔实记录),找明代官员的奏章。有时他会找到一本关于长城防御的明代专著。有些书只能在别处找到,他只得花几个星期四处奔波。在南方,一个冰冷的图书馆,他找到一本详尽阐述重要防御工事的明代指南;就他所知,这本书自1688年起就不曾被引用过。他飞去日本,专为研读一本由明代兵部职方司郎中尹耕著于十六世纪中叶的鲜为人知的中国史书。石彬伦在东京待了三周,只在餐馆吃过两次晚饭。其他时候,他自己做意大利面,加白菜和西红柿酱,并浇上些酸奶——“这比奶酪便宜”。用石彬伦的话说。在北京,他在一栋破旧的楼里租了间房,房租每月两百二十五美元。密云公共汽车站离各段长城都不远,这里的面包车司机吆喝着问候他,“北甸子,六元!”北甸子是个村子,六元是石彬伦费尽口舌侃成的价钱。


       
离开麦肯锡后的四年内,石彬伦靠偶尔讲课赚了六千两百美元。2003年,他向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申请资助,此基金会有时会资助独立学者的研究项目。申请由一群不具名的学者评估,结果被否。有人写道,“此申请人无人文学科研究背景。”另一位评论说,“项目完成之可能性:不明。”翌年,经已是大学教授的昔日同窗指点,石彬伦再递申请。从八股文般的评语来看,此次的评估结果还算积极。(评估小组成员1:“我认为[此书]会成为阐释人文学科之高质作品。”)但这次申请仍被拒绝了。


       
石彬伦在法学院上学时曾交往过一位女友,是当时的同学,现在西门子公司任职。“她很支持我,”他说,“我非常满足。”但他不断发现更多段边墙和更多明代文献;最终,他们在2005年分道扬镳。他说,“分手的原因之一,是她看不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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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同去爬长城时,石彬伦已做了九年研究,最后四年为全职投入。但他还未发表过关于长城的只言片语,也未与学术界有任何正式接触。他非常谨慎,部分源于他已逐渐习惯于独自工作。他将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结合进行到如此深度,至今无人能比(对于身处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来说绝无可能)。他的研究方法与他的登山装备一样异常严谨而独特。在他看来,他的日程表里还有一百多天的考察工作尚未完成,此时动笔毫无意义。


       
这些数字占用了他全部精力。我们同去东大楼时,他说这是那年他在长城上度过的第八十天。2005年,他有了新女友,K.C. 斯万森(K. C.Swanson),一位住在北京的美国人。“石彬伦喜欢用爬长城的日子做时间参照,”她说,“一天他告诉我,‘今天是我们相识一周年纪念日,’他说我们是在他某次长城之行后两天开始约会的,有点像原始人根据火山爆发时间来标注日期。”


       2006
年,石彬伦开始做更多讲座——主要客户是Abercrombie &Kent,一个高端旅行社——他的收入增加到两万九千美元。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书架几乎完全奉献给研究长城的书。他只有五张CD。他在这座城市密友不少,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但能理解他嗜好的朋友寥寥无几。他从不将长城浪漫化,一直以一个律师和企业管理咨询师的精准态度来讲述它的历史。(石彬伦在讲述十六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对长城的袭击时,告诉我说一个蒙古首领曾采用了一种“会被麦肯锡公司的人们称为‘跟风战略’的策略”。)“几次我试图问他到底为什么会如此着迷,”斯万森说,“或许从感性角度看比较容易理解,但石彬伦不是这样的人。他非同寻常地理性,却做着一件根本非理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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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为老六主编的《读库》所译,此处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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