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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邪:芝加哥,城南影事

 
 
 

日志

 
 

抄书:穆儒丐《北京,1912》  

2015-12-17 09:35: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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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自北京寄书来,认真读完穆儒丐(1884-1961)自传体小说《北京,1912》,民国之初,袁世凯称帝前的北京乱象。主人公伯雍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北京西山的旗人,在日本早稻田留过学,在南城作报纸编辑,也写小说养活一家老小。接触到“八大胡同”(当时号称“议员俱乐部”,有些妓女被议员们娶作姨太太,时称“窑变”)和伶界(书中写到初出道时的尚小云/白牡丹,后写书《梅兰芳》因涉及“相公堂子”旧史被焚)。穆儒丐在中国文学界的边缘地位据说与他在“伪满洲国”任职的经历也有关。本书中可看出他是理想主义的青年,对“共和”后的北京乱状不满,又无法施展救国情怀。偶有“满清遗少”的怀旧情怀。说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有《水浒》、《儒林外史》、文康《儿女英雄传》,国外作家则喜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尽管作者并非很喜欢《红楼梦》,书中时见其影响的痕迹。

        很多关于底层民众(尤其拉车的男子与被迫操皮肉生涯的女子)惨苦生活的段落令人想起老舍先生作品,如《骆驼祥子》和《月牙儿》。另外,关于改造“八大胡同”的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和剧情片《姊姊妹妹站起来》都很值得看。

        一气读完《北京,1912》,受益良多,一则读后对1912年北京及中国政界、民众状况更多了解,二则书中很多言论,当时有预见性,有些即使放在当下中国社会,也有鲜明的批判意义。故摘抄段落,与大家分享。
 
《北京,1912》, 穆儒丐著,陈均编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1.“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14)

2.“现在当议员的,有两件流行品,彼此夸耀,第一是马车,第二是姬妾”(44)

3.“一个小编辑两三个月的薪水,八口之家的用度,在灯红酒绿,鬓影钗光里头,没有了……民国以来,有好多事,不但去仁义太远,并且有许多不足挂于齿颊的,自己以为很豪了,殊不知每每为识者齿冷的。有好多人,因为一时的机会,地位也有了,收入也多了,似乎可以行一点有人味儿的事,谁知却不然的,他们有钱买房子,有钱买马车,有钱置姨太太,花天酒地,真敢挥霍一下子,表面上透着豪华极了,可是对于他们的苦朋友,却另有一根肠子去看待……念书的只为依人作嫁,为一个贫字所误,直不如当姨太太的一双鞋值得多。文人要打算吐气,便是海枯石烂,也没有指望了。”(58)

4.“什么税局呀、官公局所呀、县知事呀,自然是给一种费不着脑筋的人预备的。至若照伯雍这样的人,天生来的没有食肉相,自可以便他们绞脑汁、呕心血,用不了几个钱,就把他们送终了。死了一个,还有干的,就仿佛牛马似的。多怎又有使绝了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爱惜的。至于自己亲族、姨太太的内家、同僚的子弟,都是宝贝一般的人,自幼也没见用过一天脑筋,出来做官,不阔,不体面,不来财,不省心,对得起他们吗?老天爷也不愿意呀!”(87)

5.“北京中学以下的学生,也很多了,在政府(老袁)看来,将来都是有危险性质的,换个有思想的教育家,一定不免给政府添麻烦,现在的所长,他是以做官为目的的,其实他也不知什么叫教育,不过按着官事循例办公便了。并且他用的人自然都跟他同鼻味,万不会有什么振作,他们为饭碗计,每天只求无过,不求有功的,不过苦了一群莘莘学子,然而也是无法。无非在文明世界,不便取消学堂,也就算当局老大的恩典了。”(93)

6.(议员歆仁)“好人是过去或未来的事,现在绝其没有好人。现在的好人除了一死,万也表显不出怎样才算好人……所以我如今也不管将来,也不管过去,惟有想法子适合现在的需要……随着势力转移,不与势力反抗,这就是人生的要义……看谁能教你升官,谁能教你发财,谁就是势力,谁就是运命之神……从前我也要当要得的人,谁知反倒没人理,后来无廉耻的一活动,倒很有些人赞成……以得人喜欢为先,做事次之”(97)“见有官大于我,财多于我,势强于我者,不问其人之如何,媚之而已……以时行贿,好官好货,不难求之矣。”(98)

7.(秀卿)“你们不知道,我们这班子,外号叫议员俱乐部吗?他们来到这里,无论是山南海北的人,我没听他们说过一句仁义道德为国为民的话,大概是收买、阴谋、利用、条件这些话,老也没离开他们的嘴。我听说议会是能救国的,我一见各大议员的言论风采,我虽然是个妓女,对于他们诸位,也未免怪失望的,所以我对于他们渐渐地冷淡起来,还不如交两个老实商民,倒能说两句心里的话。”(100)

8.伯雍说:“女子操贱业,做娼妓,绝对不是伤阴骘和父母没德的问题,纯粹是社会国家和教育的问题……假如我们国家社会,到了良好地步,教育事业,也很完美的,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男女各色人民,都有相当技能、相当职业,国家无论多大,和一个家族一样,上上下下,全都以爱情和道德相处,哪能会有妓女一行营业呢?有妓女的国家,究竟是不文明的表现,社会组织不完全的破绽,没有道德的佐证。显见没有道德的人,反说当妓女的都是上辈或是本人没干好事,反倒以欺负妓女、拿妓女赚钱,仿佛是一种应当的事。其实当妓女的,都是贫寒人家的女儿……不过就因为贫,就因为弱,没人保护,没人教养,没人替她们想职业,所以富者强者,就拿她们当货物买卖起来,国家也拿她们当一种税源,仿佛行其固然,一点也不以为不合理,歧视她们已然把人权蹂躏到家了。”秀卿:“我始终不知道贫寒人家的女子,为什么一到了没饭吃,就得下窑子?仿佛这窑子专门是给贫寒的人开的一条生路。除了走这一条路,再找第二条路,实在没有了……如今我听了你的话,我知道这种不良的勾当,不尽是富而不仁的罪,原因还在政治不良、社会腐败,当局的为什么不想法子,多设几处工厂?单单扩充八大胡同做什么?……不如把北京变一个大窑子倒好,总统便是掌班,各衙门和国会便是随活大了。我想他们不叫革命改良,益发往坏道儿做去了”(111-113)

9.“但是这些熙来攘往的人,穿着极美的衣服,坐着极好的车辆,究竟他们在社会上是做什么的?高高兴兴地出来,有什么目的呢?……社会上什么东西是他们创造的?社会上的文明,哪一样是由他们振兴的?他们在社会国家里,究竟是有什么意义?”(120)

10.“北京没有一定的贫民窟,可是这种贫民聚居的所在,到处散见。什么废寺和公共所在,差不多都是我们的贫苦同胞自己经营的共同生活,如今穷人更多了……北京城全体,今日差不多成了一大贫民窟了。国家的首都,竟成了一个大贫民窟,也是世界一件奇闻,民国的光彩呀!”(127)

11.(邓二奶奶)常说:“竟教女人守贞节,男子在外面胡闹,置妾买人,就不算什么!天底下没有这样不公平的事!”……邓二奶奶发起的抵制男子纳妾的团体……是一种社会运动,不光为人家男子,从此务须把纳妾的恶制度打破。(139)

12.二奶奶冷笑道:“……我就不解这群议员,都是由哪里赶来的?没有眼睛的国民,怎会举这样一群玩艺儿呢?”蒋女士说道:“就凭这群议员,弄得乱七八糟的。女子参政运动,更刻不容缓了。假如女子也有选举权,总比一般无知的老百姓强得多,万不至给二斗高粱就卖给他一票。”二奶奶道:“……论理一个男子,逢着这样一个机会,应当怎样为国为民,大展抱负。谁知他们八辈子五没见过钱,小庙没见过大香火,一脑袋黄土泥还没洗干净,在北京城也要混叫字号。乍得几百块钱月费,烧得他们五脊六兽的。真是小人发财,如同受罪!一到议会,除了飞墨盒子做军阀政客的走狗,没有旁的能耐。一出了议院,便是花天酒地,胡闹一气,填补他们八辈五的穷根子。他们仿佛初世为人一样,下辈子不知又变什么,没日子乐了。你看他们胡吃混穿瞎吵嚷,哪里有一点大国民的气象?如今都有点钱烧的!袁世凯要做皇上了,不知每人给他们多少钱,所有又都竞争着置起妾来。其实他们都是山南海北的怯老赶,脑袋一个个生的就点范围也有没,不是活活的笑话吗?”(147)

13.二奶奶冷笑道:“你还懂得自由呢!民间自由,被你们侵害得一分没有了,你们管捣乱叫自由,管阴谋叫自由,管包办选举叫自由,管挑拨政潮叫自由,管贪赃受贿叫自由,管花天酒地、纵情恶煞叫自由,管自行己是叫自由。除了你们自己的私欲,你们还懂得什么叫自由!你们知道你们的自由不愿意受别人的侵害,你们知道别人的自由也不愿受你们的侵害吗?……男子汉大丈夫,原来是为姬妾舆马活着的……”(151-152)

14.“这也不怨她(秀卿),第一她的家境寒微,无力去受教育。第二是社会国家的毒刻,连男子的教育还没人管,谁顾得到女子呢?再说自革命以后,北京土著的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家里有女儿的,除了学戏便是下窑子,仿佛这两行倒是一种正常营业了……北京的社会,也不许贫民清清白白地活着,非逼得你一点廉耻也没有了,不能有饭吃……”(161)

15.“他(伯雍)是要在社会上做事,要给人类做事的,不过他目下一点能力没有,也没有识得他的人,所以他终不能不在社会上埋没着。但是他对于贫民,对于不幸的人,向来表示一种同情的……他说社会上所以有这些不幸的人,都是社会自行暴露他们自己的罪恶……现在讲气骨的人,太少了!打算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吃一碗饭,这‘气骨’二字,谁还敢讲!恐怕你今日讲气骨,明日便入枯鱼之肆了”(163)

16.(秀卿说)“这里是个极浊恶极污秽的地方,通共有一千余户,都是操皮肉生涯的……但是这里虽然污秽,里面所包容的,不光是罪恶,而且有许多悲哀可怜无告的惨事。我深望有仁心的,及那些议员和大政治家,还有位居民上的人,都到这里来看一荡。但是他们这辈子也没有到这里来的机会了。即或他们来了,也未必能发现什么罪恶和可怜的事。他们的脑子,也不过说这里是下等地方,不可来便了。他们听得见这里有呻吟的声音吗,有叫苦的声音吗,有最后的哀鸣、半夜的鬼泣吗?大概他们在三海里、国务院里、象坊桥的议场里,做梦也梦不到这里,有许多不忍闻见的惨象……”(168)

17.(伯雍考察东城禄米仓被服厂)“两三千女工,一个个都是形同乞丐,褴褛不堪,还有怀里揣着乳儿,在那里做活计的。她们都在地上坐着,现在天气已觉寒了,她们都觉得很瑟缩的。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军警制服,手不停针地在那里做……她们那可怜的窘态,实在令人不忍长久地看着她们……(总务科科长)冯元甫道:‘中国哪有按时给工资的工厂!……先生大概在外国留过学吧?……幸亏在东洋留学,若在西洋,更不知染上什么样的新思想呢!外国虽然有保护劳动者法律,焉能在中国施行!’……政界里每年所弄的钱,还不够内部自己用的,哪有余钱办民间的事!”(177-179)

18.(伯雍)想一想那些女工劳动十二小时,仅仅获得六枚铜元的报酬,而她们所制造的成绩品,便是一点生产事业不做在国家社会里横行无忌军人丘八所穿的制服。当他们穿上这身制服,他们绝不想一想,这是无数可怜的贫女,为了六枚铜元的代价,替他们制成。他们穿了这身制服,居然跻登社会上最高的阶级。也就因为有了这身制服,他们便能把给他们缝制服的人,看得没有一条狗有价值。制服的效力,到了他们身上,便如给虎添翼……(180)

19.关于“贫儿教养院”:“到了这时,中下阶级都变成贫民,只有少数上级社会的人。不用说组织国家,便是北京一个都市,满街都是花子乞丐,只有少数富人,能做得起什么事业来?他们不想法子均贫富、兴教育,组织共同生活的国家,只不过定几条章程,创立一个有名无实的机关,收容几百几千贫儿,用警察看守他们,用警察抑制他们。他们在贫儿院里,不亚是个犯罪的小囚,知识一点没增,人格一点没有,一旦由贫儿院里放出来,于他们自己有利益吗,于他们家庭有利益吗,于他们的社会国家有利益吗?……须知他们也是国民,国家既然收容他们,就不应分出贫富强弱的概念,应当给他们当国民所应具的知识和职业……”(189-190)

20.“两块钱在富人,虽不拿当什么,可是他们只能抛在花天酒地,至于大街上耳朵不能听、眼睛不能见的事,他们一辈子不能遇见的。因为他们一出门,便装在汽车里,风驰电掣而去。他们有多快的眼睛,能看见穷人的眼泪。有多快的耳朵,能听见穷人的哭声。所以贫富两阶级,直到天荒地荒,也是没有因缘接近的呀……”(193)

21.子玖道:“小人无论到何时,也不以小人自居。可是他们总疑惑别人全是小人的。君子虽然不以君子自居,可是总以为别人也是君子……何况捧娼优的勾当,那存不利于孺子之心的,一定先说别人不怀好意……”(198)

22.“娼妓营业,我总想是人生最苦的一件事,尤且不是道德中所应有的事。人类不文明的事,当以此行营养为第一……大凡男女的结合,第一须要有道德,第二要合法,第三要知识平等,第四要有单纯洁净的爱情,不这样结合的,都近乎有点野蛮。娼妓营业,究竟不能说不是野蛮的勾当呀。”(201)

23.“历来的革命家,多半讲究破坏主义,究竟这‘破坏’二字怎样讲,我直到如今怀疑。据我想,破坏绝对不是破坏有形的东西,可是到了实行的时候,便没分别了。譬如野蛮人,无论到什么时候,总要发挥他们的野蛮性质。当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乘中国多事,闯入北京,把三山胜地全给烧了。他们的野蛮行为,在历史上终归不能消灭的。革命党倡为破坏之说,其实腐败政治,不曾破坏一二,反倒教会了无业的人民,恣行破坏手段……大凡革命的国家,都是由破坏而建设的,但是破坏很容易,一句话便破坏了,可是再言建设,就不能那样容易……所以我说革命家是以少数人之激烈思想,向全国人民生活范围以内,故意地开一个大玩笑。他们和赌局的赌棍一样精神,红不红自己并没有把握,不过孤注一掷,好坏尽凭天命。所以革命手段,无论如何,总带点野蛮和匪棍的臭味,所以我认定革命手段不是人类应当极端崇拜的思想,因为办理国际社会的事,实在有比革命手段胜强百倍的……”(227)

24.“静宜园和园明畅春两园,于咸丰年间,同时被英法联军所焚,京师人谓之火烧三山。清室精华,在这时代,已然付之一炬了。当时洋人烧这三处离宫,一点意识也没有,也不为抢东西,不过为报林文忠公烧他们鸦片烟的仇恨,故意毁了这三个园子,以遂他们野蛮人报复的恶欲。作书的小时候,常听老人传说,静宜园被洋人烧毁时,那布达拉大寺,烧了多少日子……庚子那年,八国联军入京,英国人知道布达拉还有许多金瓦,他们带着印度奴隶兵,把布达拉的金瓦全拆了去。别的东西,也搬去不少。静宜园经这二次的浩劫,完全毁坏了。这里的禽兽,以仙鹤梅花鹿为最多,如今也都灭绝了。”(233)

25.“再说前清时代,科考举子,任是贫富,都是衣冠中人,一个个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读书种子,国家社会,都知道另眼看待。如今无论考什么,也见不出什么体面来,纯粹是饭碗问题。社会的组织变了,读书人自然没有从前有价值。”(261)

26.凤兮说:“泰西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我也会涉猎几种,但是我所服膺的,还是孔圣人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圣训。泰西的学者,无论主张什么社会革命,均产主义,又是什么劳工神圣,没有能出我夫子的范围的。不过夫子所说的简而赅,意思救人自悟……反正关于社会的不平,古人早有这种思想,不过古人言语含蓄,民智又不开通,效力当然浅薄,被小儒误解的地方也很多。今人思想激烈,民智大开,所以新思想的学说,能够不胫而走。”(268)

27.凤兮道:“中国以前讲究贤人政治,现在虽然共和,应该讲究庶民政治,却不想成了滑头政治、无赖子政治,而白又添了一种有枪阶级,滑头无赖子。有枪阶级,都是以发财为能事的,他们为急于发财,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权利都敢贪。前清时代的光蛋,如今成了大资本家的很多……他们又有钱又有官,将来他们必要垄断中国的金融,演成一种特别资本制度,于国民产业上,必加以十分危险的影响。因为他们垄断中国财源,第一要扶植自己势力,第二要厚结党羽,他们的钱,一点也不能用到国产的开发,不过供政争之用。他们无论得势不得势,他们的资本主义,确是与国民经济有大害的……(武人搜刮)以我们乡下而论,只为除了一位师长,全县耕地差不多都被他买了去。河间一邑,谁不知都属了冯国璋?……不出十年,中国必成政客和武人的天下,他们不但要遂政治上的欲望,而且也要做资本家、大地主,中国本来不照俄国那样黑暗,可是他们正往那条道上驱,他们简直在那里造就社会革命党,将来必然惹起极大的反动。他们只知优越的权力,足以压倒一切。他们不知人心溃裂以后,有多大危险。他们也不想外国思想之侵入,有多速的程度……”(270-271)

28.“他觉得后来的社会,益发危险了。个人奔个人的事,不能说是恶德,但是团聚好多人成了一个社会,个人就会图个人的利益,那真是自亡之道!譬如有一处树林,大家都进去砍柴,你也砍,我也砍,砍完了怎样呢?明白的人类,互助的人类,绝对不是这样的!必得由共通的利益,想出一种共通制限,教利益源源不竭,而且逐日地发达,那才叫人类社会。不是惶惶然各自侵占一点小利,就算罢了的。”(283)

29.“这种盗贼行为的问柳寻花,在伯雍觉得奇怪极了,而且卑下极了,但是众人行之若素,当局还由这种不堪的地方,货卖人肉、坠丧道德的地方,苛求一种捐税,那真是不可解的事情了!……那阴森凄怪得景象,只能使人不快,怎能引起人的欲念呢?可是每日都是这样的,每日都有许多人疯子般往这里跑,究竟他们以为很快乐的事,是在哪里呢?大凡野蛮未开化的人民,总以达到残忍目的算是一快乐。直到如今,所以有强奸的行为,也都只为人类的野蛮根性未退。下等娼窑,虽然不比强奸,但是人类的罪恶和残忍,实际上差不多在轮奸行为以上。可是人类的有权者和国家的法律,对于不常见的强奸和轮奸,虽然勉强规定几条法律,对于这公然以人肉为业,供给无量数的蛮民,每日到此实行强奸或轮奸的行为,不但不定出一种科罚,而反加以官许的形式,究竟法律是什么东西呢?道德又是怎样解释呢?”(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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